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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季活动 | 从荒野湖山到学府胜地——《珞珈筑记》新书分享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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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季活动 | 从荒野湖山到学府胜地——《珞珈筑记》新书分享会

作者: 来源: 发布时间:2019-11-22

2019年11月16日下午,“从荒野湖山到学府胜地——《珞珈筑记》新书分享会”在深圳本来书店举行。本次活动邀请《珞珈筑记》作者、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、近代史学者刘文祥,与前来参加活动的读者分享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大学的诞生过程,带领读者走近珞珈山校园的建造历史。

大学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诞生的一种新事物。它的诞生既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需要,也是近代中国打开国门后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,承载了引导中华文明在近代转型之路上前行的历史重任。《珞珈筑记》作者刘文祥从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总建筑师开尔斯说起,通过大量建筑史料和珍贵照片,生动再现珞珈山校园从无到有建造过程,评述校园建筑的匠心与缺憾,订正部分坊间误说,还原了最真实、原始的国立武汉大学。

 

《珞珈筑记》新书分享会


洋建筑师绘笔下的中式校园


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被许多人称为“最美校园”,许多建筑在2005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“武汉大学的历史价值得到公认。远远望去,山水之间,覆盖着琉璃瓦的中式建筑若隐若现,成为武汉大学的名片。谁能想到,这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,竟是一句中文都不会讲的美国建筑师的手笔。”

一直以来,国内有关开尔斯的研究大多语焉不详,且错误百出,多有相互矛盾之处。但刘文祥在搜寻到开尔斯的更多资料后发现,这位美国建筑师的个人生平和经历,以及他个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领悟,对于他在珞珈山的建筑实践有着重要影响。

“珞珈山校园的选址是一步步完成的,这个过程中的最后一步,开尔斯起到了关键作用,他对原有选址进行了微调,使之更加靠近东湖,被湖水三面怀抱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,这一地形以及校园与湖泊的关系,与开尔斯在美国就读过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校园高度类似。我们可以猜测,东湖的地形,激起了他曾经大学的记忆,丘陵起伏的地形,激发他在设计上使用更立体的、以学院为单位的分区组团式布局。”

这位美国建筑师很早就表现出了对东方世界的浓厚兴趣,早年游历过东方许多城市,后来长期在东亚地区生活和工作,甚至娶了一位日本太太。在中国的游历和工作经历,使他学习和积累了关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许多知识,学会了怎么用钢筋水泥这些近代建筑材料,演绎中国传统复古风格的建筑;而当时中国官方与教会掀起的复兴传统中国建筑的热潮,以及一系列教会大学的兴建,也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“这些都体现在他于珞珈山的建筑活动中。最初,在他心中,中国标志性的建筑形式是宝塔。但到了珞珈山校园的设计阶段,‘中国塔’已经不再是设计一组中国风格的建筑群必须附带上的‘标配’了,我们可以看到他有着更多的现实灵感来源:中国古城墙与城门、宫殿、寺庙、民居等。”

可见,开尔斯对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规划,带有诸多鲜明的时代特点。他将以学院为单位、按照不同学科门类对教学建筑进行分区组团规划的思路带到珞珈山,彻底改变了武大老校园的传统校园格局,符合现代大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,体现了现代大学的规划发展理念。而他对湖畔半岛和丘陵地势的偏好,在总体规划中对严肃学院派布局的变通扬弃,也显示出他对于如画风景和湖山环境的喜好。对现代大学理念的贯彻、对自然湖山风景的追求,可视为开尔斯在珞珈山校园总体规划中始终坚持的两大原则。 


珞珈山校园原址


 现代大学校园与复古建筑形式的折中碰撞


但略为遗憾的是,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最终呈现并不是尽善尽美的。应该看到,出于各种原因,珞珈山校园建设仍存在一定的不足。刘文祥指出:“对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改造和变通,是近代中国建筑现代化的重要命题。也就是,怎么能既让它看起来中国,同时又符合现代建筑的诉求。”“中国近代文化的趣味性在于,纸面和现实存在一定的落差,这种落差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。”这种东西方建筑风格的碰撞,难免会存在一定的水土不服,画虎类犬。这一点,也体现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建筑中。

开尔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毕竟有限,有时对传统元素的使用只流于表面,并没有理解背后的深厚意涵,最终效果显得不伦不类。比如,在中西方建筑语汇的交融中,“谁都以为是大礼堂的”理学院,是武大校园建筑中经常并诟病的对象。刘文祥分析,似乎是为了强化珞珈山作为一个大学校园的气场,开尔斯将其设计为一座带有大穹顶的拜占庭式建筑,很自然让人联想到风格类似的大礼堂。在室内部分则使用了古埃及的纸莎草柱式和莲花柱式。在此之余,为了与珞珈山校园总体的中式建筑风格相协调,他也不忘在大楼细部加上一些中式装饰。但这座教学楼在实用性上广受批评。内部其实被分成了很多异形的教室与办公室,梯形的、菱形的都有,座椅摆放都成问题。甚至教室内部都有许多立柱,遮挡视线。不仅如此,光线也不甚充足。可见,在建筑设计上,功能与外观是脱节的。

再比如,为了适应中国传统文化,且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特点,开尔斯在设计理学院、文学院、学生饭厅等建筑时,原中式大屋顶所特有鸱吻、檐兽等部件,均被改成了云纹、水波纹等几何图案,或者干脆取消了屋角上的走兽。但在实际建造过程中,体量较大的尚且照图做成了几何云纹形状,但对于较为细小的屋檐走兽,则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“自由发挥”:男生宿舍和学生饭厅两项建筑,歇山顶的戗脊走兽,被从未见过这种北方样式的南方工匠做成了狗的造型,且尺寸过大,比例明显失调。且当时开尔斯因病不能在武汉实地监工,这一问题被发现时已为时过晚,由于经费问题,无法返工修改,成为武大校园建筑的遗憾。

 

武大校园风光


但是,尽管存在一些不足,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建成在中国近代史、建筑史上仍具重要意义。刘文祥在谈到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时说道:“我在这所校园里学习生活了十年,这所校园的产生与发展,让我充满了好奇。我不禁思考,在近代中国的时空背景下,这些看起来很中国的建筑是如何诞生的,向我们传递了当时中国教育文化中的什么信息。我们应该看到,这个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宏伟校园,并不只是一个由砖瓦水泥组成的冰冷躯壳,而是一个由建筑、风景、人三者共同融合而成的有机体,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乃至数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进程,有着深度的连结和纠葛,远远不只是今天的‘最美校园’而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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